第184 收粮后的处理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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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新一轮政治争斗这才刚刚开始。
变法派大臣举荐的人选，其中大部分的监察御史还算是忠于职守。
他们都严格按照蔡道制定的规则，利用常平仓这个平台，用每斗十文钱的价格收购百姓手中的粮食。虽然是杯水车薪，但是一方面大大缓解了百姓们因为粮价大跌而引起的市场混乱，另一方面，也有效的遏制了当地官员和豪绅、世家联合起来，利用常平仓上下齐手的行动。
当然，人与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即便蔡确、章敦和蔡京亲自选取的人选，最终还是有人出了纰漏。有的人刚一下去，就立刻被当地的豪绅利用美人计或者金钱要挟或者收买了，还有的人根本是个书呆子，对方只是派出手下那些狡猾的胥吏，就把他们耍得团团转，别说常平仓了，就连到底应该如何收购粮食这件事都知之不详。
书呆子自不必说，这些人本身就不通实务，眼高手低。他们自己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，以后根本就难堪大任。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说得就是这样的书呆子，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变法派大员的举荐，还不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当初的官声尚可，且本身在文人当中名气也不小。
当然，成功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人非常多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，一是严格自守，循规蹈矩，虽然也避免不了有聪明人利用蔡道制定的规则其中的漏洞投机取巧。可是，这些规则也是蔡道刚刚编出来的，能在短时间内相出对策的人不简单，却只是少数人而已。
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这一点，通过这次的事情，宋神宗第一次真正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。
相较于变法派举荐的人，保守派大臣们举荐的那些临时的监察御史，可真就出了大问题了。
他们到了地方上以后，不管是当地的官员或者当地的豪绅，其中极大多数人都和当地人勾结在一起。表面掩饰的功夫做得的确是不错，大把的铜钱花出去了，常平仓也都被今年的新粮食塞得满满当当。本来这次的任务是要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粮食，可是，事实的结果是，原本应该得到实惠的人却一点也没有从中得益。
有蔡道这个异类参与到其中，根本就不需要他特意做任何针对的事情，便立刻让他们原形毕露。
蔡道在收购老百姓手中粮食的时候，不但详细地登记了粮食的数量，还登记了他们的姓名、家庭住址，以及籍贯。大宋朝由于户籍制度并不是太严格，所以，其中前来卖粮食的人当中还是有一些人属于流民的范畴。
回到汴梁城之后，蔡道把这个记录交给宋神宗，什么也不必说，这位官家一看就气得火冒三丈。蔡道只是负责收购运河沿岸的粮食，结果，很多家离着运河几百里远的百姓也跑到水泊梁山来卖粮食。
要知道，蔡道最后出得价格虽然比官府常平仓的价格高了五文钱，可是如果算上这一路上的消耗的话，这五文钱的差价根本就不能弥补这其中的损失。
可是，到底是什么才导致这些老百姓跋山涉水、宁可自己承担路上的损失，也要把粮食卖给蔡道，反而不是官府的常平仓的。
结果，宋神宗拿着记录上那些原地方老百姓的住址，和那些被派下去的监察御史监督常平仓的详细州县一对比，就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之处。这些老百姓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保守派大臣举荐的人所在的州县，而那些变法派举荐的人，人数很少，且绝大多数已经被自己的举荐人给举报了。
看到了这个结果之后，宋神宗这才相信蔡道当初的判断。保守派已经形成了一个隐形的党派，这些通过姻亲关系联系起来的北方世家大族，一直都在欺瞒自己这个君主。
他也第一次真正反思整件事情，以往，拗相公王安石的变法也许有错，可那也是稳固他赵宋的江山，可是，这些保守的大臣之所以联合后宫、潘家、曹家、高家、以及那些各个时期的高级武将世家，反对变法，并不是因为变法真得就有那么大的危害，仅仅就是因为变法触动了他们自己家族的利益。
至于他赵宋的江山，在那些大臣看来，根本就是排在他们自己的利益之后。
想当初，仁宗、英宗过世之后，府库、内库空空如野的景象，宋神宗是再也不敢回想了。如果，那个时候，西夏、大越和辽国一起联合在一起进犯大宋国的话，没有充足的粮草和金钱，他一个皇帝应该拿什么去抵御这些敌人的呢？
事情已经成了定局，就是宋神宗贵为皇帝，也没有办法更改这些保守派举荐的监察御史坐下的丑事。法不责众，用在这里充满了非常讽刺的意味。
既然结果无法更改，可是，宋神宗还是可以把这些人全都撵出朝堂。即便是那些新科的进士，也在这次的风波中受到了牵连。几乎所有保守派举荐的人，不是被驱赶出了朝堂，就是被冷挂起来，既得不到生前，还有官无职。只能无助的呆在京城里，等候着那遥遥无期的空缺。
宋大诚离开的时候，蔡道又给了他一个选项，那就是可以用这一次得到的铜钱，换取老百姓种田急需的耕牛。
蔡道搜集这么多的粮食，不是准备库存，而是用来多蒸一些烈酒，用来和辽国的商人换取大量的耕牛。对大宋国，辽国一直都在限制马匹的买卖，即便是匹公马，只要是卖给大宋国的，肯定在出国界之前就会被阉割了。而耕牛却一直没有做任何的限制。
之所以，辽宋没有进行大规模耕牛的交易，根本原因是宋国没有其他有价值的商品和辽国进行交易。辽国上层贵族所需要的奢侈品，只需要用宋国贡献的岁币购买就行了。
在北宋年间，市面上一头耕牛的价格大致在万钱左右。大约是宋徽宗时，许景衡有《墨牛图》诗云：“一牛动是万钱值，墨指一作何纷纶。安得田家真有此，坐令四海无饥民。”
万钱在这里是个虚数，一头牛的市场价格并不是一定就非得要万钱，但也并不是有人说得平均最高价格是十贯。在宋朝，一贯铜钱是770文，而不是1000文。
所以，在大宋朝的最鼎盛时期，一头耕牛的市场价格大致也就是十贯钱到十五贯钱不等。具体的市场价格就要看交易时的详细状况。
可是，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新一轮政治争斗这才刚刚开始。
变法派大臣举荐的人选，其中大部分的监察御史还算是忠于职守。
他们都严格按照蔡道制定的规则，利用常平仓这个平台，用每斗十文钱的价格收购百姓手中的粮食。虽然是杯水车薪，但是一方面大大缓解了百姓们因为粮价大跌而引起的市场混乱，另一方面，也有效的遏制了当地官员和豪绅、世家联合起来，利用常平仓上下齐手的行动。
当然，人与人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即便蔡确、章敦和蔡京亲自选取的人选，最终还是有人出了纰漏。有的人刚一下去，就立刻被当地的豪绅利用美人计或者金钱要挟或者收买了，还有的人根本是个书呆子，对方只是派出手下那些狡猾的胥吏，就把他们耍得团团转，别说常平仓了，就连到底应该如何收购粮食这件事都知之不详。
书呆子自不必说，这些人本身就不通实务，眼高手低。他们自己如果不做出改变的话，以后根本就难堪大任。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说得就是这样的书呆子，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变法派大员的举荐，还不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当初的官声尚可，且本身在文人当中名气也不小。
当然，成功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人非常多，他之所以能够成功，一是严格自守，循规蹈矩，虽然也避免不了有聪明人利用蔡道制定的规则其中的漏洞投机取巧。可是，这些规则也是蔡道刚刚编出来的，能在短时间内相出对策的人不简单，却只是少数人而已。
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这一点，通过这次的事情，宋神宗第一次真正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。
相较于变法派举荐的人，保守派大臣们举荐的那些临时的监察御史，可真就出了大问题了。
他们到了地方上以后，不管是当地的官员或者当地的豪绅，其中极大多数人都和当地人勾结在一起。表面掩饰的功夫做得的确是不错，大把的铜钱花出去了，常平仓也都被今年的新粮食塞得满满当当。本来这次的任务是要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粮食，可是，事实的结果是，原本应该得到实惠的人却一点也没有从中得益。
有蔡道这个异类参与到其中，根本就不需要他特意做任何针对的事情，便立刻让他们原形毕露。
蔡道在收购老百姓手中粮食的时候，不但详细地登记了粮食的数量，还登记了他们的姓名、家庭住址，以及籍贯。大宋朝由于户籍制度并不是太严格，所以，其中前来卖粮食的人当中还是有一些人属于流民的范畴。
回到汴梁城之后，蔡道把这个记录交给宋神宗，什么也不必说，这位官家一看就气得火冒三丈。蔡道只是负责收购运河沿岸的粮食，结果，很多家离着运河几百里远的百姓也跑到水泊梁山来卖粮食。
要知道，蔡道最后出得价格虽然比官府常平仓的价格高了五文钱，可是如果算上这一路上的消耗的话，这五文钱的差价根本就不能弥补这其中的损失。
可是，到底是什么才导致这些老百姓跋山涉水、宁可自己承担路上的损失，也要把粮食卖给蔡道，反而不是官府的常平仓的。
结果，宋神宗拿着记录上那些原地方老百姓的住址，和那些被派下去的监察御史监督常平仓的详细州县一对比，就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之处。这些老百姓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保守派大臣举荐的人所在的州县，而那些变法派举荐的人，人数很少，且绝大多数已经被自己的举荐人给举报了。
看到了这个结果之后，宋神宗这才相信蔡道当初的判断。保守派已经形成了一个隐形的党派，这些通过姻亲关系联系起来的北方世家大族，一直都在欺瞒自己这个君主。
他也第一次真正反思整件事情，以往，拗相公王安石的变法也许有错，可那也是稳固他赵宋的江山，可是，这些保守的大臣之所以联合后宫、潘家、曹家、高家、以及那些各个时期的高级武将世家，反对变法，并不是因为变法真得就有那么大的危害，仅仅就是因为变法触动了他们自己家族的利益。
至于他赵宋的江山，在那些大臣看来，根本就是排在他们自己的利益之后。
想当初，仁宗、英宗过世之后，府库、内库空空如野的景象，宋神宗是再也不敢回想了。如果，那个时候，西夏、大越和辽国一起联合在一起进犯大宋国的话，没有充足的粮草和金钱，他一个皇帝应该拿什么去抵御这些敌人的呢？
事情已经成了定局，就是宋神宗贵为皇帝，也没有办法更改这些保守派举荐的监察御史坐下的丑事。法不责众，用在这里充满了非常讽刺的意味。
既然结果无法更改，可是，宋神宗还是可以把这些人全都撵出朝堂。即便是那些新科的进士，也在这次的风波中受到了牵连。几乎所有保守派举荐的人，不是被驱赶出了朝堂，就是被冷挂起来，既得不到生前，还有官无职。只能无助的呆在京城里，等候着那遥遥无期的空缺。
宋大诚离开的时候，蔡道又给了他一个选项，那就是可以用这一次得到的铜钱，换取老百姓种田急需的耕牛。
蔡道搜集这么多的粮食，不是准备库存，而是用来多蒸一些烈酒，用来和辽国的商人换取大量的耕牛。对大宋国，辽国一直都在限制马匹的买卖，即便是匹公马，只要是卖给大宋国的，肯定在出国界之前就会被阉割了。而耕牛却一直没有做任何的限制。
之所以，辽宋没有进行大规模耕牛的交易，根本原因是宋国没有其他有价值的商品和辽国进行交易。辽国上层贵族所需要的奢侈品，只需要用宋国贡献的岁币购买就行了。
在北宋年间，市面上一头耕牛的价格大致在万钱左右。大约是宋徽宗时，许景衡有《墨牛图》诗云：“一牛动是万钱值，墨指一作何纷纶。安得田家真有此，坐令四海无饥民。”
万钱在这里是个虚数，一头牛的市场价格并不是一定就非得要万钱，但也并不是有人说得平均最高价格是十贯。在宋朝，一贯铜钱是770文，而不是1000文。
所以，在大宋朝的最鼎盛时期，一头耕牛的市场价格大致也就是十贯钱到十五贯钱不等。具体的市场价格就要看交易时的详细状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