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3、远去的大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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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、
远去的大哥
有一天，我和妈妈、小妹正在大门口的阴凉处吃早饭，“咂咂”地专心喝着玉米糊糊。
“叮铃铃”，忽然听见一阵清脆的车铃声。我以为又是那位姓米的邮递员来给我们送信，丢下饭碗就往外跑。才出门，差点撞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。抬头看，却是爸爸推着自行车，在笑眯眯地望着我。
“爸爸，怎么是你？谁的新车啊？”我疑惑地问。“我们自己的啊！”爸爸支好自行车，坐下来盛了碗玉米糊糊，慢慢吹着喝。
“我们自己的？意思是你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啊？”我惊喜得连饭也不吃了，蹲在自行车前摇着脚蹬子，看亮闪闪的辐条在我眼前“刷刷”地一圈圈转动。妈妈和小妹也很稀奇，过来不停地打量这辆飞鸽牌的新车子。
后来才知道，原来，爸爸的“右派帽子”被摘掉了，平反了，还补偿了一点钱，所以才能买得起一辆自行车。
对爸爸来说，最开心的就是从此不再是“右派”和什么“臭老九”了。虽然之前妈妈也劝他少说话、少得罪人，但爸爸是拗脾气，说归说，但听不进去多少。现在，压在爸爸心里的那块石头，终于搬开了。
那一年，很多“戴帽子”的教师都被摘了“帽子”，很是扬眉吐气了一阵。
爸爸买了新自行车后，妈妈也要学，爸爸就在院子里扶着妈妈学自行车。妈妈还是很摔了几次，才算是勉强学会了骑自行车。
那时候，小孩子喜欢掏腿骑自行车，就是将右脚从车梁下伸进去，身子斜跨在一边蹬车。趁爸妈不注意，我也偷着掏腿学自行车。在摔了一次后，居然也学会了。后来几年，爸爸给家里又买了一辆旧自行车，妈妈以后出门也算是有了个“腿”。
在我的印象里，爸爸戴了很多年的右派帽子，最后就换了一辆自行车。但在爸爸看来，最重要的却是“摘掉了帽子”。
与此同时，大伯父也在那段时间被平反了，他也是戴了很多年的右派帽子。
大伯父平反后，不但给予了一定经济补偿，还可以有一个孩子去接班。在二哥和三弟中，经过一番讨论，年龄合适的二哥就去接班了，在附近村里做了小学老师。二哥和三弟上面，还有个姐姐，但按照那时农村的习俗，姑娘是早晚要嫁出去的。“嫁出去的姑娘，泼出去水”，房子家产什么的，一般都和姑娘无缘。
二哥去接班，家里的房子和宅基就给了三弟。三弟和我同年同月生，只是生日和我想比小五天，所以我基本上都喊他老三。因为生日相近，有时候我们哥俩还凑在一起过生日。
二哥上班的时候，伯父也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。二哥每天都骑着崭新的自行车，腕子上戴着一块铮亮的手表，脚上是一双亮得能照人的皮鞋，还经常将抹了头油的头发往后一甩——很酷的一个造型。那身城市孩子的打扮和造型，还真是吸引了不少农村姑娘。所以，二哥的婚事很快就得以圆满解决。
在大姐、二哥和老三上面，还有个大哥叫张绍俭，也就是我的大堂哥。之前，因为伯父是右派，每次在村子开会时都要爱批斗，对大哥心理造成了很大影响。
我爸爸这边的兄妹，有三男三女，除了三个姑姑外，大伯父和我爸爸的脾气都不好。只有二伯父的脾气好点，而且小时候是出名的胆子小，敢做不敢为。
据老人们说，大伯父是有名的倔种。
小时候，这哥三经常一起捣蛋惹祸。爷爷在街上的名声好，家法也严。捣蛋的事一旦“东窗事发”，就要被爷爷“追究责任”。我爸爸最小，也是爷爷最疼爱的小屁孩，知道每次干捣蛋的事都是二伯父的主意、大伯父的实施，我爸爸充其量只是个从犯，所以从不追究他的责任。
二伯父每次看要挨打了，第一件事就是“哧溜”钻到床底下，哆嗦着抱出他的小钱罐，从床底下探出头来，说：“爹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不敢了，俺把积攒的零钱孝敬您老人家吧，饶俺这一回吧……”
那个小钱罐里，盛着二伯父的“保命钱”。每次“事发”搪不过去时，就抱出来保命。爷爷看他被吓得哆嗦个不停，已经知过了，嘴巴也甜，就暂时不搭理他，喝道：“一边凉快去，等会儿再收拾你。”二伯父就“哧溜”缩回床底下，一边“凉快着”，一边等候着发落。
之后，爷爷就将目光转向大伯父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大伯父都是梗着脖子，一言不发。爷爷就气得不行，脱下鞋底子一顿猛抽，但大伯父像橛子一样站着挨打，一声都不吭。他越是不出声，爷爷越气，就打得更厉害。
二伯父在床下听着“噼里啪啦”的鞋底子扇在屁股上的声音，吓得更是抖得厉害，连小钱罐都抖到了地上。
这时候，爸爸就溜出去喊奶奶来，才能劝住盛怒的爷爷。再看大伯父，还直着脖子站着呢！直到爷爷说“滚”的时候，他老人家还问上一句：“爹，你还打不？要是打够了，俺就出去了！”爷爷又要去脱鞋，被奶奶死拉活拽地扯住，大伯父才不紧不慢地走出去。
到了这会儿，二伯父才敢从床底下露出头来，问一句：“爹，你还要俺的小钱罐不？”爷爷被他气乐了，喝一嗓子：“你也滚！”二伯父才忙不迭地在床底下重新藏好他的小钱罐，跟斗把式地跑出去。
大伯父的倔脾气，到大了都没改过，后来也经常气得伯母心口疼。
因为这个改不了的倔脾气，大伯父就连戴上右派帽子后还是那样。大队里开大小的会议，都要将他拎到主席台上，胸前挂着纸牌子、跪下来接受“广大人民群众”的批斗和教育。
伯父不仅脾气倔，而且还是个很有“才”的人。越是被批斗，他越是不服，“歪理邪说”也就上来了。而且，他的那些“理论”，还是“景德镇的瓷器——一套一套的”。一般的村领导，还真说不过他，往往还被他说的一愣一愣的。村干部抬杠抬不过他，就不和他嚼舌斗口，直接按到主席台上去批斗。
但每次批斗，伯父也“从来不认罪”，即使每次被人按着头也从来“不老实”。在被批斗的时候，那张“经常惹祸的嘴”也不闲着，常会发表一些“不合时宜的言论”，因此也会受到更猛烈地批斗，每次都吃很多亏。
有时候，他老人家的脖子都被人按歪了，但还是拧着脖子，突然来几句冷笑话，顿时笑翻全场的社员。就连主席台上的“领导们”，有时也被他逗翻了。但笑过之后，还是要继续批斗他。
每次开会，社员们基本上都没怎么在听“领导们”讲啥，而是盼着大伯父讲点啥了。有时打盹的社员没注意，等大家笑完了，愣怔过来，还要抓紧向身边的社员询问伯父刚才讲的啥笑话。这些和村干部们“斗智斗勇”的冷笑话，就会在坊间沸沸扬扬地传播着……
伯父倒是想得开，开会时被人按着批斗了一顿，回来还是摆出一副家长架子，喊孩子们打水给他洗脸。几个孩子都撅着嘴，谁也不动弹。伯父就挥着破芭蕉扇，说：“老子当兵的时候，还打过太行山呢！当年，老子……”
二哥嘴快，接着说：“当年，老子打太行山的时候，是国民党兵不说，还当了逃兵……还好意思说！真是老黄瓜潲水——装嫩！”老三和大姐就捂着嘴笑起来，伯父一瞪眼，骂道：“小王八羔子，找打啊是不？”二哥嘴犟，伶牙俐齿地说：“我要是小王八羔子，那你老人家是——”在批斗会上逗得大家哈哈笑的伯父，愣是被二哥气得脸红脖子粗，脱下鞋子来砸过去。
二哥被他丢鞋子打多了，也打出经验来了，闪身躲过去，却顺手将鞋子抓在手里，扬手丢在厢房顶上。之后，拉着老三一溜烟地跑到院子里。
等伯父单脚着地、一跳一跳地追出来，二哥早跑到街上去了。他才要转身找梯子上房取鞋子时，大哥早默默地爬到房上，取下伯父的鞋子，蹲下身去，将鞋子套在伯父的脚上。伯父就眼圈一红，一把拉着大哥来，自己提上鞋，坐回到堂屋那把“吱呀吱呀”乱响的破椅子上，用破扇子盖着脸，半天不再说话。
大伯父被批斗的事，给内向的大哥造成了很大伤害。因为老爹是右派，大哥在农村里连个媳妇也娶不上；不论走到哪里，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的。后来，无法排解的他走到村外的一口井边，徘徊良久后，走进了井里……
我几岁的时候，大哥那时还在。
有次，他拿了一棵枣树苗，对妈妈说：“婶婶，在院子里栽棵枣树吧，以后弟弟和妹妹也有枣子吃了。”那棵枣树，他就帮着栽种在了院子的中间，帮着培土。后来，妈妈也喊我经常给枣树浇着点水。只是枣树长得很慢，几年过去了，也看不见明显得长大。
大哥投井之后，大家都很伤心。妈妈每次看见那棵枣树，都在感叹：“多好的一个孩子，就这样走了……”后来几年，枣树慢慢也结了几颗枣子。每次看见我们在树下摘枣子吃的时候，妈妈就念叨：“这是你大哥当初给你们栽的枣树啊！”
活着的人，不管经受了多少煎熬，总还有扬眉吐气的一天。但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呢？比如我的大哥？
多年以后，每当秋天收获枣子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那个早已被人遗忘了的大哥。
半个世纪后，老家院子里那棵见证了我成长的枣树，还在倔强地一点点地长粗、长大，每年都还会结一些枣子。
黄昏的院子里，光线渐暗，我恍惚看见枣树下有个瘦弱的年轻人，还在一铲铲地给树培土……四十多年前，他就是因为那场浩劫而成为牺牲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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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去的大哥
有一天，我和妈妈、小妹正在大门口的阴凉处吃早饭，“咂咂”地专心喝着玉米糊糊。
“叮铃铃”，忽然听见一阵清脆的车铃声。我以为又是那位姓米的邮递员来给我们送信，丢下饭碗就往外跑。才出门，差点撞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。抬头看，却是爸爸推着自行车，在笑眯眯地望着我。
“爸爸，怎么是你？谁的新车啊？”我疑惑地问。“我们自己的啊！”爸爸支好自行车，坐下来盛了碗玉米糊糊，慢慢吹着喝。
“我们自己的？意思是你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啊？”我惊喜得连饭也不吃了，蹲在自行车前摇着脚蹬子，看亮闪闪的辐条在我眼前“刷刷”地一圈圈转动。妈妈和小妹也很稀奇，过来不停地打量这辆飞鸽牌的新车子。
后来才知道，原来，爸爸的“右派帽子”被摘掉了，平反了，还补偿了一点钱，所以才能买得起一辆自行车。
对爸爸来说，最开心的就是从此不再是“右派”和什么“臭老九”了。虽然之前妈妈也劝他少说话、少得罪人，但爸爸是拗脾气，说归说，但听不进去多少。现在，压在爸爸心里的那块石头，终于搬开了。
那一年，很多“戴帽子”的教师都被摘了“帽子”，很是扬眉吐气了一阵。
爸爸买了新自行车后，妈妈也要学，爸爸就在院子里扶着妈妈学自行车。妈妈还是很摔了几次，才算是勉强学会了骑自行车。
那时候，小孩子喜欢掏腿骑自行车，就是将右脚从车梁下伸进去，身子斜跨在一边蹬车。趁爸妈不注意，我也偷着掏腿学自行车。在摔了一次后，居然也学会了。后来几年，爸爸给家里又买了一辆旧自行车，妈妈以后出门也算是有了个“腿”。
在我的印象里，爸爸戴了很多年的右派帽子，最后就换了一辆自行车。但在爸爸看来，最重要的却是“摘掉了帽子”。
与此同时，大伯父也在那段时间被平反了，他也是戴了很多年的右派帽子。
大伯父平反后，不但给予了一定经济补偿，还可以有一个孩子去接班。在二哥和三弟中，经过一番讨论，年龄合适的二哥就去接班了，在附近村里做了小学老师。二哥和三弟上面，还有个姐姐，但按照那时农村的习俗，姑娘是早晚要嫁出去的。“嫁出去的姑娘，泼出去水”，房子家产什么的，一般都和姑娘无缘。
二哥去接班，家里的房子和宅基就给了三弟。三弟和我同年同月生，只是生日和我想比小五天，所以我基本上都喊他老三。因为生日相近，有时候我们哥俩还凑在一起过生日。
二哥上班的时候，伯父也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。二哥每天都骑着崭新的自行车，腕子上戴着一块铮亮的手表，脚上是一双亮得能照人的皮鞋，还经常将抹了头油的头发往后一甩——很酷的一个造型。那身城市孩子的打扮和造型，还真是吸引了不少农村姑娘。所以，二哥的婚事很快就得以圆满解决。
在大姐、二哥和老三上面，还有个大哥叫张绍俭，也就是我的大堂哥。之前，因为伯父是右派，每次在村子开会时都要爱批斗，对大哥心理造成了很大影响。
我爸爸这边的兄妹，有三男三女，除了三个姑姑外，大伯父和我爸爸的脾气都不好。只有二伯父的脾气好点，而且小时候是出名的胆子小，敢做不敢为。
据老人们说，大伯父是有名的倔种。
小时候，这哥三经常一起捣蛋惹祸。爷爷在街上的名声好，家法也严。捣蛋的事一旦“东窗事发”，就要被爷爷“追究责任”。我爸爸最小，也是爷爷最疼爱的小屁孩，知道每次干捣蛋的事都是二伯父的主意、大伯父的实施，我爸爸充其量只是个从犯，所以从不追究他的责任。
二伯父每次看要挨打了，第一件事就是“哧溜”钻到床底下，哆嗦着抱出他的小钱罐，从床底下探出头来，说：“爹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不敢了，俺把积攒的零钱孝敬您老人家吧，饶俺这一回吧……”
那个小钱罐里，盛着二伯父的“保命钱”。每次“事发”搪不过去时，就抱出来保命。爷爷看他被吓得哆嗦个不停，已经知过了，嘴巴也甜，就暂时不搭理他，喝道：“一边凉快去，等会儿再收拾你。”二伯父就“哧溜”缩回床底下，一边“凉快着”，一边等候着发落。
之后，爷爷就将目光转向大伯父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大伯父都是梗着脖子，一言不发。爷爷就气得不行，脱下鞋底子一顿猛抽，但大伯父像橛子一样站着挨打，一声都不吭。他越是不出声，爷爷越气，就打得更厉害。
二伯父在床下听着“噼里啪啦”的鞋底子扇在屁股上的声音，吓得更是抖得厉害，连小钱罐都抖到了地上。
这时候，爸爸就溜出去喊奶奶来，才能劝住盛怒的爷爷。再看大伯父，还直着脖子站着呢！直到爷爷说“滚”的时候，他老人家还问上一句：“爹，你还打不？要是打够了，俺就出去了！”爷爷又要去脱鞋，被奶奶死拉活拽地扯住，大伯父才不紧不慢地走出去。
到了这会儿，二伯父才敢从床底下露出头来，问一句：“爹，你还要俺的小钱罐不？”爷爷被他气乐了，喝一嗓子：“你也滚！”二伯父才忙不迭地在床底下重新藏好他的小钱罐，跟斗把式地跑出去。
大伯父的倔脾气，到大了都没改过，后来也经常气得伯母心口疼。
因为这个改不了的倔脾气，大伯父就连戴上右派帽子后还是那样。大队里开大小的会议，都要将他拎到主席台上，胸前挂着纸牌子、跪下来接受“广大人民群众”的批斗和教育。
伯父不仅脾气倔，而且还是个很有“才”的人。越是被批斗，他越是不服，“歪理邪说”也就上来了。而且，他的那些“理论”，还是“景德镇的瓷器——一套一套的”。一般的村领导，还真说不过他，往往还被他说的一愣一愣的。村干部抬杠抬不过他，就不和他嚼舌斗口，直接按到主席台上去批斗。
但每次批斗，伯父也“从来不认罪”，即使每次被人按着头也从来“不老实”。在被批斗的时候，那张“经常惹祸的嘴”也不闲着，常会发表一些“不合时宜的言论”，因此也会受到更猛烈地批斗，每次都吃很多亏。
有时候，他老人家的脖子都被人按歪了，但还是拧着脖子，突然来几句冷笑话，顿时笑翻全场的社员。就连主席台上的“领导们”，有时也被他逗翻了。但笑过之后，还是要继续批斗他。
每次开会，社员们基本上都没怎么在听“领导们”讲啥，而是盼着大伯父讲点啥了。有时打盹的社员没注意，等大家笑完了，愣怔过来，还要抓紧向身边的社员询问伯父刚才讲的啥笑话。这些和村干部们“斗智斗勇”的冷笑话，就会在坊间沸沸扬扬地传播着……
伯父倒是想得开，开会时被人按着批斗了一顿，回来还是摆出一副家长架子，喊孩子们打水给他洗脸。几个孩子都撅着嘴，谁也不动弹。伯父就挥着破芭蕉扇，说：“老子当兵的时候，还打过太行山呢！当年，老子……”
二哥嘴快，接着说：“当年，老子打太行山的时候，是国民党兵不说，还当了逃兵……还好意思说！真是老黄瓜潲水——装嫩！”老三和大姐就捂着嘴笑起来，伯父一瞪眼，骂道：“小王八羔子，找打啊是不？”二哥嘴犟，伶牙俐齿地说：“我要是小王八羔子，那你老人家是——”在批斗会上逗得大家哈哈笑的伯父，愣是被二哥气得脸红脖子粗，脱下鞋子来砸过去。
二哥被他丢鞋子打多了，也打出经验来了，闪身躲过去，却顺手将鞋子抓在手里，扬手丢在厢房顶上。之后，拉着老三一溜烟地跑到院子里。
等伯父单脚着地、一跳一跳地追出来，二哥早跑到街上去了。他才要转身找梯子上房取鞋子时，大哥早默默地爬到房上，取下伯父的鞋子，蹲下身去，将鞋子套在伯父的脚上。伯父就眼圈一红，一把拉着大哥来，自己提上鞋，坐回到堂屋那把“吱呀吱呀”乱响的破椅子上，用破扇子盖着脸，半天不再说话。
大伯父被批斗的事，给内向的大哥造成了很大伤害。因为老爹是右派，大哥在农村里连个媳妇也娶不上；不论走到哪里，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的。后来，无法排解的他走到村外的一口井边，徘徊良久后，走进了井里……
我几岁的时候，大哥那时还在。
有次，他拿了一棵枣树苗，对妈妈说：“婶婶，在院子里栽棵枣树吧，以后弟弟和妹妹也有枣子吃了。”那棵枣树，他就帮着栽种在了院子的中间，帮着培土。后来，妈妈也喊我经常给枣树浇着点水。只是枣树长得很慢，几年过去了，也看不见明显得长大。
大哥投井之后，大家都很伤心。妈妈每次看见那棵枣树，都在感叹：“多好的一个孩子，就这样走了……”后来几年，枣树慢慢也结了几颗枣子。每次看见我们在树下摘枣子吃的时候，妈妈就念叨：“这是你大哥当初给你们栽的枣树啊！”
活着的人，不管经受了多少煎熬，总还有扬眉吐气的一天。但那些已经不在人世的呢？比如我的大哥？
多年以后，每当秋天收获枣子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那个早已被人遗忘了的大哥。
半个世纪后，老家院子里那棵见证了我成长的枣树，还在倔强地一点点地长粗、长大，每年都还会结一些枣子。
黄昏的院子里，光线渐暗，我恍惚看见枣树下有个瘦弱的年轻人，还在一铲铲地给树培土……四十多年前，他就是因为那场浩劫而成为牺牲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