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9、农村姑娘的想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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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、
农村姑娘的想法
当时，生产队里也有很多年轻人，算是生产队的精壮劳力。
那时候的年轻人，从小就玩着坷垃长大，读几年书后就回来生产队干活。再大点就在附近村里找个媳妇或在附近找个人家嫁了，一辈子也就跟土地“干仗”了。
中原一带有悠久的种植、管理棉花的历史，所以即便是在生产队里的时候，除了粮食作物，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种植棉花。
因为年年种植，导致棉花上的虫害相对严重。为了改变这种现状，有的地块在连续种植两年棉花后，就要“换茬”，改种一两年小麦。这样，棉花上的虫卵就很难危害小麦，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棉花虫害。
即便采用换茬的方式，每年的夏秋季节，棉花虫害还是很猖獗，因此喷洒农药是必须的手段。
喷洒农药既是体力活，也是技术活。中年以上的社员，干这些活就显得笨手笨脚，所以生产队专门成立了“打药队”，打药队里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和姑娘们。
那时候，喷洒农药用的是一种圆柱形的喷雾器，大家称为“药桶子”。在直径20公分的圆柱型喷雾器上方，有一个打气筒，将喷雾器里的药液加压，喷出来才能形成雾状。所以，在喷雾器里加药液时，药液不能灌满，要留出一定空间。另外，上面还有个椭圆形的密封的盖子，每次都要用螺丝拧紧，药液才不会泄露出来。
打药的季节，生产队里会为打药队的年轻人每人发一块毛巾和一块肥皂，用完了还可以再找保管领取。年轻人将毛巾扎在腰上，羡煞了我们这帮野孩子。
圆柱型的喷雾器是最古老的一种，喷洒一阵后，喷雾器里的压力没了，就要放下来重新打气，之后继续喷。每次打完一桶的药水，要回到井边上重新兑水和农药。打开喷雾器的时候，还要慢慢拧开螺丝，免得里面残存的气体和药液喷出来灼伤眼睛。
打药要断断续续持续两三个月的时间，那时候，菊酯类的高效低毒农药还很少，都是氧化乐果等高残毒农药，中间会不时有中暑和打药中毒的年轻人。
这个季节，也是老队长最操心的季节。虽然他不带领打药队干活，但有时经常转着去看看，或者一再叮嘱打药队的队长一定要当心，发现啥事抓紧向他报告。间或，其他村子里还是会有因打药中毒死亡的年轻人。
棉花上有几种害虫，其中最难缠的棉铃虫，耐药性很强。有时候药液对着大个的棉铃虫喷洒一阵，虫子换乱扭动一阵子，当时是蔫了，还以为它死了。但半天后，这虫子又开始活蹦乱跳地继续危害棉花。
这时候，只有两个办法对付这些虫子，一是在傍晚的时候喷药，二是组织社员捉虫子。
那时候，还有一种圆形的喷雾器，是专门喷洒粉剂农药的。在圆柱形的喷雾器旁边，伸出一个铁桶来，是粉剂的出口，有点像是歪把子机枪。另外，在圆柱型的一段，不再是打气筒，而是一个摇把子。
在傍晚喷洒农药，是因为这时候开始下露水了，喷洒出来的药粉能沾在棉花的叶面上，虫子一旦晚上出来吃棉花叶，就直接倒毙了，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。
每天傍晚，都有几个年轻人专门斜背着这种喷雾器，不停地摇着喷雾器的摇把子。喷雾器就“呜呜”地有节奏地响着，一片呛人的“六六六”粉就在棉田上方腾起、弥漫。据说，六六六粉剂对土壤和地下水的的残留毒性太强，能长达几十年，对人畜都有危害。所以，在后来的一些年，国家才逐渐禁用了。
每天虫害严重的时候，老队长早早地就敲响了村角的破钟，社员们也都拎着一个瓶子在破钟下集合。因为天气炎热，大家早出工，趁着凉爽捉虫子，也可以早回来休息一会儿。
到了地头，老队长安排每个社员捉两行棉花上的虫子。大家就蹲下去，在两边的棉花棵子上找棉铃虫，看见了就逮住丢在瓶子里。干这个活，生产队会按照捉虫子的多少计工分，大小虫子都一样。所以，这时候孩子们基本上也被大人拽到棉田里，帮着捉虫子挣工分。
太阳不太热的时候，孩子们还开心，捉虫子比大人还眼尖手快。但等太阳逐渐升起来，钻在棉田里就像是在蒸笼里，孩子们就受不了，陆续跑到沟渠边的树下玩去了。
等实在太热的时候，老队长才招呼大家聚拢到地头上，将每个瓶子里的虫子倒出来，清点一下，由记分员记上虫子的数字。最后，这些虫子被喷上农药，集体土葬了。
那时候，大家捉虫子能捉到恶心。每个人的手上都沾了绿乎乎的虫子液体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，还有股难闻的味道。看着手上的绿色，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下去。
到下晌回来的时候，一帮老娘们就陈芝麻烂谷子地“唧唧喳喳”着。队里一个三姐到了婚嫁年龄，老是不肯嫁。一些老娘们就追问她原因？她说：“我不是不想嫁，就是不想嫁给农民，一天到晚地在地里干活，累都累死了。”“那你想嫁什么样的人？”“至少嫁个工人呗！”
那时候，所有农村里的姑娘们其实都不想嫁在农村，她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嫁给工人。工人在那个时代，至少还算是吃皇粮的，所以农村的姑娘都想高攀个工人阶级，来个工农结合。
有人问：“那你想嫁给什么样的工人啊？”三姐累得走路都在摇晃，说：“长得啥样都行，多老、多丑都不嫌弃。哪怕每月只有五分钱工资的工人，至少每月也能拿到一点现钱啊！哪像农民，累死累活干一年，连嘴都糊弄不了，就别说钱了。”
于是，一群老娘们都笑。但笑过之后，老娘们都不说话了。其实，大家也都在这片土地上干够了，但除了这里，她们还能去哪里？
那时候，社员们都想着：哪怕去城里打扫厕所，也不愿意待在生产队里干活。但是，就是去城里扫厕所，大家也是“烧香找不到香炉”，没人引荐，扫厕所也没人要啊！
那时候，农村的姑娘都是拼着命地想跳出农村这个“火坑”，城市的姑娘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嫁到农村的。
妈妈能从中原的一个小城市来到农村，也是很无奈之举。估计当初，也是爸爸答应了留在妈妈那个城市里教书，但后来被调到冠县那个县城后，因为“臭老九”的身份，领导也不喜欢，不停地被“下放”到边远的乡村学校。他自己都颠沛流离了，自然也无法带着妈妈一起流离。妈妈要想待在一个稳定的地方，只能回到农村。
在农村的日子确实很苦，有时候用“水深火热”来形容都不为过。
那些年，社员们没有刷牙的习惯，张嘴都是一口大黄牙。但妈妈是从城市里来的，忍受不了不刷牙的习惯，所以坚持着刷牙，也要求我从小就刷牙。
但有时候，家里连买牙膏的钱都没有了，妈妈就对付着用牙刷沾点盐巴刷牙，也喊着我试试。沾着盐巴的牙刷才送到嘴里，就开始反胃，试了几次，我就坚持不下去了。有时候留意妈妈，她用盐巴刷牙也是反胃，但她还是坚持着刷牙。
那时候的牙膏，牙膏皮都还是锡皮的，妈妈就让我收集起来，等收破烂的来了，还能多少换两包火柴。小贩子有时候看着我们窗台上积攒的一堆牙膏皮，就赞叹：“嫂子到底是从城市里来的，还能坚持刷牙。在农村，怕是一个生产队里的牙膏皮都没有你们家的多。”
时光荏苒，后来，三姐还是嫁到外地，大概还真是个工人，总算是脱离了“苦海”。留在生产队里的一帮姑娘们，就羡慕得不行。转回出工的时候，她们一边羡慕着三姐，一边还要背起药桶子继续打药。
圆柱形的喷雾器基本上都是背在左边的肩膀上，时间长了不但肩膀都压得红肿起来，还会养成耸肩的坏习惯。再后来一些年，这种药桶子被一种扁圆形、双背带的自动喷雾器代替了，而且不用中途打气，而是边走边慢慢压动左边的压杆，喷雾器里就源源不断地喷出雾状农药来，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。
再往后，北方的农民开始种抗病棉。
一次和老家的朋友聊起，问他种棉花还每年辛苦地打农药不？朋友说：“哥啊，现在有抗病棉了，基本上不用打农药了。”我大吃一惊，问：“种棉花都不打药了？”
“哥啊，现在的农民做得太轻松了。麦子收获的季节，有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，你就带着口袋到地头等着。联合收割机过后，不但脱下了麦粒，还将麦秸秆打碎留在地里当肥料了。到地头上，将麦粒倒在口袋里，或者直接倒进自己的三轮车里，将麦子拉去晒一下，这麦就算过完了。多少花点钱，还有人专门给播种玉米。现在，整个麦收、秋种，自己都可以不动手了。”
朋友说：“到了秋天，以前是一穗穗地掰玉米，再来捣鼓玉米秸。现在，也有玉米收割机了，收割机过后，玉米杆也被粉碎了，地也给绞了一遍，到地头将干净的玉米穗‘哗啦’倒在三轮车里，大秋就只剩下等着种小麦了……”
惊奇之余，又想起三姐的那句话，不禁感慨万端：30多年的时间里，中国农民完成了从田地的奴隶到主人的完美转身。现在的农民，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，而是成了一个既轻松、又体面的职业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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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姑娘的想法
当时，生产队里也有很多年轻人，算是生产队的精壮劳力。
那时候的年轻人，从小就玩着坷垃长大，读几年书后就回来生产队干活。再大点就在附近村里找个媳妇或在附近找个人家嫁了，一辈子也就跟土地“干仗”了。
中原一带有悠久的种植、管理棉花的历史，所以即便是在生产队里的时候，除了粮食作物，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种植棉花。
因为年年种植，导致棉花上的虫害相对严重。为了改变这种现状，有的地块在连续种植两年棉花后，就要“换茬”，改种一两年小麦。这样，棉花上的虫卵就很难危害小麦，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棉花虫害。
即便采用换茬的方式，每年的夏秋季节，棉花虫害还是很猖獗，因此喷洒农药是必须的手段。
喷洒农药既是体力活，也是技术活。中年以上的社员，干这些活就显得笨手笨脚，所以生产队专门成立了“打药队”，打药队里都是清一色的小伙子和姑娘们。
那时候，喷洒农药用的是一种圆柱形的喷雾器，大家称为“药桶子”。在直径20公分的圆柱型喷雾器上方，有一个打气筒，将喷雾器里的药液加压，喷出来才能形成雾状。所以，在喷雾器里加药液时，药液不能灌满，要留出一定空间。另外，上面还有个椭圆形的密封的盖子，每次都要用螺丝拧紧，药液才不会泄露出来。
打药的季节，生产队里会为打药队的年轻人每人发一块毛巾和一块肥皂，用完了还可以再找保管领取。年轻人将毛巾扎在腰上，羡煞了我们这帮野孩子。
圆柱型的喷雾器是最古老的一种，喷洒一阵后，喷雾器里的压力没了，就要放下来重新打气，之后继续喷。每次打完一桶的药水，要回到井边上重新兑水和农药。打开喷雾器的时候，还要慢慢拧开螺丝，免得里面残存的气体和药液喷出来灼伤眼睛。
打药要断断续续持续两三个月的时间，那时候，菊酯类的高效低毒农药还很少，都是氧化乐果等高残毒农药，中间会不时有中暑和打药中毒的年轻人。
这个季节，也是老队长最操心的季节。虽然他不带领打药队干活，但有时经常转着去看看，或者一再叮嘱打药队的队长一定要当心，发现啥事抓紧向他报告。间或，其他村子里还是会有因打药中毒死亡的年轻人。
棉花上有几种害虫，其中最难缠的棉铃虫，耐药性很强。有时候药液对着大个的棉铃虫喷洒一阵，虫子换乱扭动一阵子，当时是蔫了，还以为它死了。但半天后，这虫子又开始活蹦乱跳地继续危害棉花。
这时候，只有两个办法对付这些虫子，一是在傍晚的时候喷药，二是组织社员捉虫子。
那时候，还有一种圆形的喷雾器，是专门喷洒粉剂农药的。在圆柱形的喷雾器旁边，伸出一个铁桶来，是粉剂的出口，有点像是歪把子机枪。另外，在圆柱型的一段，不再是打气筒，而是一个摇把子。
在傍晚喷洒农药，是因为这时候开始下露水了，喷洒出来的药粉能沾在棉花的叶面上，虫子一旦晚上出来吃棉花叶，就直接倒毙了，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。
每天傍晚，都有几个年轻人专门斜背着这种喷雾器，不停地摇着喷雾器的摇把子。喷雾器就“呜呜”地有节奏地响着，一片呛人的“六六六”粉就在棉田上方腾起、弥漫。据说，六六六粉剂对土壤和地下水的的残留毒性太强，能长达几十年，对人畜都有危害。所以，在后来的一些年，国家才逐渐禁用了。
每天虫害严重的时候，老队长早早地就敲响了村角的破钟，社员们也都拎着一个瓶子在破钟下集合。因为天气炎热，大家早出工，趁着凉爽捉虫子，也可以早回来休息一会儿。
到了地头，老队长安排每个社员捉两行棉花上的虫子。大家就蹲下去，在两边的棉花棵子上找棉铃虫，看见了就逮住丢在瓶子里。干这个活，生产队会按照捉虫子的多少计工分，大小虫子都一样。所以，这时候孩子们基本上也被大人拽到棉田里，帮着捉虫子挣工分。
太阳不太热的时候，孩子们还开心，捉虫子比大人还眼尖手快。但等太阳逐渐升起来，钻在棉田里就像是在蒸笼里，孩子们就受不了，陆续跑到沟渠边的树下玩去了。
等实在太热的时候，老队长才招呼大家聚拢到地头上，将每个瓶子里的虫子倒出来，清点一下，由记分员记上虫子的数字。最后，这些虫子被喷上农药，集体土葬了。
那时候，大家捉虫子能捉到恶心。每个人的手上都沾了绿乎乎的虫子液体，怎么洗都洗不干净，还有股难闻的味道。看着手上的绿色，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下去。
到下晌回来的时候，一帮老娘们就陈芝麻烂谷子地“唧唧喳喳”着。队里一个三姐到了婚嫁年龄，老是不肯嫁。一些老娘们就追问她原因？她说：“我不是不想嫁，就是不想嫁给农民，一天到晚地在地里干活，累都累死了。”“那你想嫁什么样的人？”“至少嫁个工人呗！”
那时候，所有农村里的姑娘们其实都不想嫁在农村，她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嫁给工人。工人在那个时代，至少还算是吃皇粮的，所以农村的姑娘都想高攀个工人阶级，来个工农结合。
有人问：“那你想嫁给什么样的工人啊？”三姐累得走路都在摇晃，说：“长得啥样都行，多老、多丑都不嫌弃。哪怕每月只有五分钱工资的工人，至少每月也能拿到一点现钱啊！哪像农民，累死累活干一年，连嘴都糊弄不了，就别说钱了。”
于是，一群老娘们都笑。但笑过之后，老娘们都不说话了。其实，大家也都在这片土地上干够了，但除了这里，她们还能去哪里？
那时候，社员们都想着：哪怕去城里打扫厕所，也不愿意待在生产队里干活。但是，就是去城里扫厕所，大家也是“烧香找不到香炉”，没人引荐，扫厕所也没人要啊！
那时候，农村的姑娘都是拼着命地想跳出农村这个“火坑”，城市的姑娘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嫁到农村的。
妈妈能从中原的一个小城市来到农村，也是很无奈之举。估计当初，也是爸爸答应了留在妈妈那个城市里教书，但后来被调到冠县那个县城后，因为“臭老九”的身份，领导也不喜欢，不停地被“下放”到边远的乡村学校。他自己都颠沛流离了，自然也无法带着妈妈一起流离。妈妈要想待在一个稳定的地方，只能回到农村。
在农村的日子确实很苦，有时候用“水深火热”来形容都不为过。
那些年，社员们没有刷牙的习惯，张嘴都是一口大黄牙。但妈妈是从城市里来的，忍受不了不刷牙的习惯，所以坚持着刷牙，也要求我从小就刷牙。
但有时候，家里连买牙膏的钱都没有了，妈妈就对付着用牙刷沾点盐巴刷牙，也喊着我试试。沾着盐巴的牙刷才送到嘴里，就开始反胃，试了几次，我就坚持不下去了。有时候留意妈妈，她用盐巴刷牙也是反胃，但她还是坚持着刷牙。
那时候的牙膏，牙膏皮都还是锡皮的，妈妈就让我收集起来，等收破烂的来了，还能多少换两包火柴。小贩子有时候看着我们窗台上积攒的一堆牙膏皮，就赞叹：“嫂子到底是从城市里来的，还能坚持刷牙。在农村，怕是一个生产队里的牙膏皮都没有你们家的多。”
时光荏苒，后来，三姐还是嫁到外地，大概还真是个工人，总算是脱离了“苦海”。留在生产队里的一帮姑娘们，就羡慕得不行。转回出工的时候，她们一边羡慕着三姐，一边还要背起药桶子继续打药。
圆柱形的喷雾器基本上都是背在左边的肩膀上，时间长了不但肩膀都压得红肿起来，还会养成耸肩的坏习惯。再后来一些年，这种药桶子被一种扁圆形、双背带的自动喷雾器代替了，而且不用中途打气，而是边走边慢慢压动左边的压杆，喷雾器里就源源不断地喷出雾状农药来，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。
再往后，北方的农民开始种抗病棉。
一次和老家的朋友聊起，问他种棉花还每年辛苦地打农药不？朋友说：“哥啊，现在有抗病棉了，基本上不用打农药了。”我大吃一惊，问：“种棉花都不打药了？”
“哥啊，现在的农民做得太轻松了。麦子收获的季节，有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收割小麦，你就带着口袋到地头等着。联合收割机过后，不但脱下了麦粒，还将麦秸秆打碎留在地里当肥料了。到地头上，将麦粒倒在口袋里，或者直接倒进自己的三轮车里，将麦子拉去晒一下，这麦就算过完了。多少花点钱，还有人专门给播种玉米。现在，整个麦收、秋种，自己都可以不动手了。”
朋友说：“到了秋天，以前是一穗穗地掰玉米，再来捣鼓玉米秸。现在，也有玉米收割机了，收割机过后，玉米杆也被粉碎了，地也给绞了一遍，到地头将干净的玉米穗‘哗啦’倒在三轮车里，大秋就只剩下等着种小麦了……”
惊奇之余，又想起三姐的那句话，不禁感慨万端：30多年的时间里，中国农民完成了从田地的奴隶到主人的完美转身。现在的农民，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，而是成了一个既轻松、又体面的职业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