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5、外婆的10个子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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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、
外婆的10个子女
说到舅舅，就想起舅舅的兄弟姊妹们。
外公叫王仕英，和外婆一辈子生了10个子女，八女二男。据说，10兄妹里，二舅的才艺是最好的。他当时是和单田方在一起说评书的，但因为“太愤青”了，后来被人整死了。至于是怎么整死的，妈妈却语焉不详，很不愿提起这段伤心事。
二舅不在后，男丁里就剩下大舅最为尊贵了，其他的八个姐妹都让着他。而在兄妹排行里，妈妈是老十，大家都喊他“小桂”。
在10个兄妹里，年龄段差距还是大的。单说下面的孩子吧。大姨家的大儿子，也就是我们这群表兄弟里最大的表哥，大家都喊他“老偏哥”。
至于老偏哥的来历，估计是因为小时候大姨家的孩子多，没功夫仔细照顾他，将小脑瓜严重睡偏了，在农村里称为“偏头”。
其实，我小时候还是见过老偏哥一两次的，他专门从东北过来看这些姨姨、舅舅。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他的头，长长的脑瓜子，乱发蓬松，黑乎乎的脸上印满了生活的沧桑，倒是也没看出他的头有多偏。
老偏哥的年龄比妈妈的年龄都大，是真正的“小姨姨大外甥”了。如果他现在活着，已经大概80到90岁了，而我妈还不到80岁。大姨是10兄妹里的长姐，所以，估计老偏哥的年龄比我大舅都小不了多少。
二舅不在后，剩下的9个兄妹里，大舅居住在莘县县城，二姨、三姨、五姨则嫁到了莘县周边的农村里；六姨嫁到了冠县，也就是我爸爸教书的那个县的农村；妈妈嫁到了聊城的农村，也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小村子；至于大姨、四姨、七姨都远嫁到了东北。据说，二姨之前也在东北，后来才跟着二姨夫回到了老家莘县。
至于几个姨姨远嫁东北的原因，估计是当时“关内”（山海关以内）生活困难，为了让孩子们谋生，外公和外婆才将几个女儿都嫁到了生活相对不那么艰苦的“关外”（山海关外）。
其实，在生活困难的那些年头，很多山东人都去“闯关东”，在东北谋生。我爸爸这边的很多亲戚，不少就是闯关东的时候，在那边找了个东北媳妇结婚的。很多年后，有的落叶归根了，有的就扎根在了东北那片黑土地上。
所以，现在在东北，有很多人都是山东人或者山东人的后裔。他们的祖先，都是闯关东那阵子落户在那里的。
在无数年后的某一个区域，只要山东人和东北人遇到一起，都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。很多东北人都会说：“我祖籍就是山东的，大概是爷爷、或者老爷爷那一辈到东北来的。”东北的那片黑土地，在艰难的岁月里，滋养了无数闯关东的山东人。
关内的几个姨姨里，我最常去的是六姨家，因为距离我们也就是三十多里的路程，其他的几个姨姨，则是在稍微大点的时候见过。至于东北的几个姨姨，只有四姨来过关内，其他的姨姨就根本没有见过面。
“穷在街头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”，是北方叹息世态炎凉的一句话。其实，想起来，也怪不着哪一个人。
那些年，农村的生活都一样艰苦，家家都有一窝窝嗷嗷待哺的孩子，自己家的几张嘴都喂不饱，确实也没有能力支援亲戚。
很多嫁出去的姑娘，好不容易回趟娘家，不但给老爹、老娘拿不了什么东西孝顺，还进门就眼睛就“咕噜噜”地到处“踅摸”。住了几天，临走的时候，还不忘记顺手带走两把新扎的炊帚、扫地的扫帚，所以老爹、老娘就叹息：“闺女住娘家——白住啊！”
农村最常喝的玉米糊糊，大家也称为“白粥”。所以很多时候见面互相问候：“喝汤了没（北方人问吃饭为喝汤）？”“喝了。”“喝得啥？”“闺女住娘家。”大家相视一笑，也就知道是喝得玉米糊糊了。
那时候，四姨最疼我妈这个最小的妹妹，她和姨夫都是工人，虽然家里也有几个孩子，但总忘不了每年给我们寄点钱，帮衬我们一下。
那时候，最高兴的就是乡里的一个姓米的瘦高个邮递员，经常骑着一辆绿色的邮递车，在大门口响亮地一按车铃，喊我们去拿四姨给我们的信件或者汇款单。虽然汇款有时只有5元、10元或者20元，但在当时的农村里，也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，能抵挡好一阵子生活。
记得有一次，家里的生活拮据到了极点，爸爸回来也没带回钱。看着家里的情况，一向不怎么管家务的爸爸也是愁眉不展，一张到处是麻坑的长脸拉得更长了。小妹本来看见他就害怕，见他那张长脸拉得更长了，更是抖抖索索地躲着他。
雪后的一天早上，爸妈在房顶上扫雪。忽然，才扫干净了雪的胡同里，就响起了那位姓米的邮递员清脆的车铃声和喊声：“快下来，东北的汇款单到了。”
这一句话，真不啻于天籁之音，爸妈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就从房上滑倒墙上，直接就从墙上滑到下面的雪堆里。在我印象里，好像从没有见过爸妈如此激动过。
当爸妈拿到那张只有10元的汇款单时，两双手都在抖动。来自遥远东北的四姨的帮助，再次让这个家庭走出了难关。那时候，谁家要有个十元、八元的汇款单，邻里都要围过来看一阵子，羡慕一番。
好半天后，爸爸才镇静下来，居然笑着摸了下蹭在妈妈身边的小妹的乱乱的头发。这个不寻常的举动，倒是把小妹吓得不轻，不知道怎么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。
为了回报四姨对我们的帮助，每年的秋冬时候，妈妈都会将最好的地瓜在锅里煮熟了，仔细剥去地瓜皮，将金灿灿的地瓜切成片，再切成小长条，放在房东上晒，每天还要爬上房去翻动几次，免得发霉了。
当煮熟的地瓜条晒得卷曲起来，非常干硬后，就成了大家都喜欢的“山药筋”。除了给我和小妹吃一点细碎的边角，剩下的妈妈都会装在一个布袋里，领着我步行12里地，到斗虎屯公社的邮局寄给东北的四姨。
在每次的信件里，四姨总是叮嘱妈妈不要再给她寄东西了。但是，妈妈每年总是执拗地这样做，或者偶尔寄点生产队本来就分得很少的新棉花给四姨家。
有的年头，生产队分的地瓜少了，嘴馋的爸爸想多晒点地瓜干，到时候能多换二两白酒喝。但妈妈总是执意一定留出给四姨做“山药筋”的好地瓜，剩下的才让爸爸切成地瓜干。哪怕有时会为此拌嘴，但妈妈也绝不退让。
或许，妈妈这样做，是她心底深处对亲情的一点回报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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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婆的10个子女
说到舅舅，就想起舅舅的兄弟姊妹们。
外公叫王仕英，和外婆一辈子生了10个子女，八女二男。据说，10兄妹里，二舅的才艺是最好的。他当时是和单田方在一起说评书的，但因为“太愤青”了，后来被人整死了。至于是怎么整死的，妈妈却语焉不详，很不愿提起这段伤心事。
二舅不在后，男丁里就剩下大舅最为尊贵了，其他的八个姐妹都让着他。而在兄妹排行里，妈妈是老十，大家都喊他“小桂”。
在10个兄妹里，年龄段差距还是大的。单说下面的孩子吧。大姨家的大儿子，也就是我们这群表兄弟里最大的表哥，大家都喊他“老偏哥”。
至于老偏哥的来历，估计是因为小时候大姨家的孩子多，没功夫仔细照顾他，将小脑瓜严重睡偏了，在农村里称为“偏头”。
其实，我小时候还是见过老偏哥一两次的，他专门从东北过来看这些姨姨、舅舅。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他的头，长长的脑瓜子，乱发蓬松，黑乎乎的脸上印满了生活的沧桑，倒是也没看出他的头有多偏。
老偏哥的年龄比妈妈的年龄都大，是真正的“小姨姨大外甥”了。如果他现在活着，已经大概80到90岁了，而我妈还不到80岁。大姨是10兄妹里的长姐，所以，估计老偏哥的年龄比我大舅都小不了多少。
二舅不在后，剩下的9个兄妹里，大舅居住在莘县县城，二姨、三姨、五姨则嫁到了莘县周边的农村里；六姨嫁到了冠县，也就是我爸爸教书的那个县的农村；妈妈嫁到了聊城的农村，也就是我们生活的那个小村子；至于大姨、四姨、七姨都远嫁到了东北。据说，二姨之前也在东北，后来才跟着二姨夫回到了老家莘县。
至于几个姨姨远嫁东北的原因，估计是当时“关内”（山海关以内）生活困难，为了让孩子们谋生，外公和外婆才将几个女儿都嫁到了生活相对不那么艰苦的“关外”（山海关外）。
其实，在生活困难的那些年头，很多山东人都去“闯关东”，在东北谋生。我爸爸这边的很多亲戚，不少就是闯关东的时候，在那边找了个东北媳妇结婚的。很多年后，有的落叶归根了，有的就扎根在了东北那片黑土地上。
所以，现在在东北，有很多人都是山东人或者山东人的后裔。他们的祖先，都是闯关东那阵子落户在那里的。
在无数年后的某一个区域，只要山东人和东北人遇到一起，都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。很多东北人都会说：“我祖籍就是山东的，大概是爷爷、或者老爷爷那一辈到东北来的。”东北的那片黑土地，在艰难的岁月里，滋养了无数闯关东的山东人。
关内的几个姨姨里，我最常去的是六姨家，因为距离我们也就是三十多里的路程，其他的几个姨姨，则是在稍微大点的时候见过。至于东北的几个姨姨，只有四姨来过关内，其他的姨姨就根本没有见过面。
“穷在街头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”，是北方叹息世态炎凉的一句话。其实，想起来，也怪不着哪一个人。
那些年，农村的生活都一样艰苦，家家都有一窝窝嗷嗷待哺的孩子，自己家的几张嘴都喂不饱，确实也没有能力支援亲戚。
很多嫁出去的姑娘，好不容易回趟娘家，不但给老爹、老娘拿不了什么东西孝顺，还进门就眼睛就“咕噜噜”地到处“踅摸”。住了几天，临走的时候，还不忘记顺手带走两把新扎的炊帚、扫地的扫帚，所以老爹、老娘就叹息：“闺女住娘家——白住啊！”
农村最常喝的玉米糊糊，大家也称为“白粥”。所以很多时候见面互相问候：“喝汤了没（北方人问吃饭为喝汤）？”“喝了。”“喝得啥？”“闺女住娘家。”大家相视一笑，也就知道是喝得玉米糊糊了。
那时候，四姨最疼我妈这个最小的妹妹，她和姨夫都是工人，虽然家里也有几个孩子，但总忘不了每年给我们寄点钱，帮衬我们一下。
那时候，最高兴的就是乡里的一个姓米的瘦高个邮递员，经常骑着一辆绿色的邮递车，在大门口响亮地一按车铃，喊我们去拿四姨给我们的信件或者汇款单。虽然汇款有时只有5元、10元或者20元，但在当时的农村里，也就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，能抵挡好一阵子生活。
记得有一次，家里的生活拮据到了极点，爸爸回来也没带回钱。看着家里的情况，一向不怎么管家务的爸爸也是愁眉不展，一张到处是麻坑的长脸拉得更长了。小妹本来看见他就害怕，见他那张长脸拉得更长了，更是抖抖索索地躲着他。
雪后的一天早上，爸妈在房顶上扫雪。忽然，才扫干净了雪的胡同里，就响起了那位姓米的邮递员清脆的车铃声和喊声：“快下来，东北的汇款单到了。”
这一句话，真不啻于天籁之音，爸妈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就从房上滑倒墙上，直接就从墙上滑到下面的雪堆里。在我印象里，好像从没有见过爸妈如此激动过。
当爸妈拿到那张只有10元的汇款单时，两双手都在抖动。来自遥远东北的四姨的帮助，再次让这个家庭走出了难关。那时候，谁家要有个十元、八元的汇款单，邻里都要围过来看一阵子，羡慕一番。
好半天后，爸爸才镇静下来，居然笑着摸了下蹭在妈妈身边的小妹的乱乱的头发。这个不寻常的举动，倒是把小妹吓得不轻，不知道怎么太阳就从西边出来了。
为了回报四姨对我们的帮助，每年的秋冬时候，妈妈都会将最好的地瓜在锅里煮熟了，仔细剥去地瓜皮，将金灿灿的地瓜切成片，再切成小长条，放在房东上晒，每天还要爬上房去翻动几次，免得发霉了。
当煮熟的地瓜条晒得卷曲起来，非常干硬后，就成了大家都喜欢的“山药筋”。除了给我和小妹吃一点细碎的边角，剩下的妈妈都会装在一个布袋里，领着我步行12里地，到斗虎屯公社的邮局寄给东北的四姨。
在每次的信件里，四姨总是叮嘱妈妈不要再给她寄东西了。但是，妈妈每年总是执拗地这样做，或者偶尔寄点生产队本来就分得很少的新棉花给四姨家。
有的年头，生产队分的地瓜少了，嘴馋的爸爸想多晒点地瓜干，到时候能多换二两白酒喝。但妈妈总是执意一定留出给四姨做“山药筋”的好地瓜，剩下的才让爸爸切成地瓜干。哪怕有时会为此拌嘴，但妈妈也绝不退让。
或许，妈妈这样做，是她心底深处对亲情的一点回报吧。